“西方翻译史学”这个题目可以引致两种所指，一指关于西方翻译史(指西方翻译史实)的研究，另一指关于西方翻译史研究的研究。在没有具体界定的情况下，它既可被理解为只涉及一般“西方翻译史实”的历史研究，也可包括对记录、诠释和研究历史的各种原理、方法和成果等展开的研究，而这与对历史本身进行的研究，虽然在学科属性及研究方法上不无相同或相通之处，在广义上均属“历史学”或“史学”范畴，但两者的基本研究对象及其研究成果性质是互不相同的。本文属于后者，即本文不是关于西方翻译史事的第一层级研究，而是把西方翻译历史研究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第二层级研究，就如邹振环撰写《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2017)所作的相关层级研究。

不言而喻，这个第二层级的研究可以构成十分宏大的工程，不是区区一篇文章所能完成得了的。因此，本文不打算、也不可能用这有限的篇幅来全面展开这个宏大工程，而只聚焦于研究中的三个基本问题，即就相关研究的任务、方法及其意义，来做一点宏观层面的讨论。

本文所聚焦的西方翻译史学研究，其任务和目标不在调查各类西方翻译史书所涉及的、发生在西方的翻译往事，不是进行皮姆在《翻译史研究方法》(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一书中所提到的那种“翻译考古”(translation archaeology)(Pym,1998/2007:5)，而是对所谓“翻译考古”的活动和成果，以及与之相关的研究(如翻译历史批评等)展开研究。就笔者正在进行的相关课题而言，具体任务和研究目的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调查研究迄今为止的西方翻译史学领域存在何种翻译史学成果;二是考察过往西方翻译史学研究是在何种原理指导下、以何种话语方式发生和发展的;三是重点分析和讨论若干较具代表性的西方翻译史学案例成果;四是考察西方翻译史学的历史作用和特征、西方翻译史学与当下西方译学发展的相关性、以及西方翻译史学研究对我们有着怎样的参考意义和价值等等。第一项是最基本、最基础的任务，相当于在西方翻译史学“现场”(也就是在翻译史学领域)进行“田野调查”，目的在于获取可赖以为进一步研究基础的西方翻译史学“原始资料”，即各种各样的西方翻译史学作品，包括关于西方翻译历史的各种零散和集中话语以及专门著述和论述。其他三项均须以此“田野调查”的成果为基础，方可将分析和思考层面的研究向前推进。

另有一点需要指出，就是由于笔者掌握的语言有限，本项研究无法以多种西方语言的翻译史料作为研究基础，而只能把研究对象限于用英文呈现的资料上，包括用英文书写或翻译成英文的西方翻译史书或史料(包括由拉丁语及德、法、意等各种现代欧洲语言译成英文的相关资料)。当然，我们同时也可指出，到目前为止，在西方翻译史学领域，以英文呈现的研究资料或成果，从关于古罗马、中世纪的拉丁文翻译，到关于文艺复兴和现当代欧洲各民族语言相互之间的翻译，无论从覆盖范围的广度，还是从史学讨论的深度，都无不超于以任何其他语言，包括以德、法、西、意、俄等主要西方语言出产的成果。在这个意义上，以英文呈现的西方翻译史学成果作为本研究的核心对象，就我们的课题范围而言，应该说是具有较好代表性的。

总之，我们的研究旨在围绕上述问题去探索和认知历史、借鉴历史，从西方翻译史学的研究中汲取有益于促进翻译和翻译史学研究的养分，同时又反过来通过我们对于翻译史学作品的书写，来彰显中国学者如何向西方翻译史学研究注入有别于西人研究的中国元素和风格，用我们自己的这种方式来推动翻译史学研究的向前发展，从而为翻译史学乃至宏观译学在世界范围内的持续发展，贡献积极、正向的中国元素和力量。

宽泛地说，西方翻译史学方法与一般史学方法相通。常用的史学研究方法包括:考据法、比较法、心理史学法、计量史学法、唯物主义史学法等等。换一个角度看，我们也可借助英国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在What Is Cultural History?(《什么是文化史》)(Burke,2004/2008)一书中所提的“内部”和“外部”研究方法，来区分翻译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我们知道，“内部”和“外部”两种研究方法是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常见方法。就文学研究而言，所谓内部研究法，即指按照文学“内部结构”展开研究的方法，它以语言为中心，研究文学的内在特征，如作品的语言特征、表述形式和文字风格等;所谓外部研究法，即指按照“外部结构”展开研究的方法，立足于研究文学的外部世界，如与作品相关的文化、政治、历史、社会等。同样，翻译史学研究也可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来进行。(屈文生，2018:833)只是，如何来解释何为翻译史学的“内部”研究，何为其“外部”研究，这可能是一个问题。屈文生认为，这两者的具体区分“表现为文学化的翻译史研究和史学化的翻译史研究两种走向”。就是说，翻译史学的“内部研究”即“文学化的翻译史研究”，它“通常以翻译人物、翻译策略、翻译思想、翻译标准为主线，惯于使用演绎逻辑，惯于以西方概念理论为前提，对翻译活动和翻译事件进行评判，史料基础常显薄弱，常举西方翻译理论的旗帜，呈现的是西方中心主义与现代化范式”。而翻译史学的“外部研究”即“史学化的翻译史研究”，它“讲究史料、史论和史观，研究者对史实和史料高度敏感，惯于使用归纳逻辑，惯于从细节出发，研究常受某种史观指导，力求使作品能够再现史实并形成合适的史论”。(屈文生，2018:834)。

总体而言，屈文生对于翻译史学方法的讨论颇具参考意义。但如果我们把翻译史学“内部”和“外部”研究法之间的区别，解释为“文学化的翻译史研究”和“史学化的翻译史研究”之间的区别，而这“两种走向”之间的具体区别又如上述引文中所表示的那样，就不免让人感到有些困惑。因为人们会问:(1)作为翻译史学“内部研究”对象的“翻译人物、翻译策略、翻译思想、翻译标准”，为何不可同时作为翻译史学“外部研究”对象中的“史料”?(2)不论翻译史学的“内部”抑或“外部”研究，似乎都不无需要“讲究史料、史论和史观”，因此为何不同样要求“研究者对史实和史料高度敏感”，能“使用归纳逻辑”、“从细节出发”，且遵循“某种史观”的指导，“力求使作品能够再现史实并形成合适的史论”?这样来看，以上所说并不构成或不完全构成翻译史学“内部”和“外部”研究在本质意义上的区别。从我们的角度看，上面谈到的这些区别，其实都属于同一层面，即翻译史学“内部”层面的不同特征。换言之，不论研究的着眼点是在“翻译人物、翻译策略、翻译思想、翻译标准”，还是在它们所关涉的“史料、史论和史观”，也不论研究的方法是“划分为宏观方法、中观方法、微观方法三个层次或界域”(李红岩，2017:5)，还是属于“微观叙事”或“宏大叙事”(伯克，2009:50;屈文生，2018:833)，它们实际上都属于翻译史学“内部”这同一结构层面，而不是分属“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结构层面的研究。

按此思路，我们试对[西方]翻译史学的“内部”和“外部”这两种研究方法，提供一种易懂的解释模式，即:[西方]翻译史学的所谓内部研究方法，是指按照[西方]翻译史学“内部结构”展开研究的方法，它以[西方]翻译历史和翻译史学为中心，研究[西方]翻译和翻译史学发展的内在特质，如[西方]翻译发展史上出现的翻译实践和理论人物、翻译思想、翻译原则与标准、翻译策略与方法等属于[西方]翻译发展基础层面的史事，以及[西方]翻译史论、翻译史观等属于[西方]翻译史学研究层面的史事;而[西方]翻译史学的外部研究法，则指按[西方]翻译史学“外部结构”而展开研究的方法，它立足于研究与[西方]翻译历史发展息息相关的外部世界，如影响[西方]翻译历史和翻译史学发展的文化、政治、历史、社会等。简言之，翻译史学“内部研究”的着眼点是翻译以及翻译(包括实践和理论)发展本身;而翻译史学“外部研究”的着眼点则是翻译(实践与理论)发展以外，但对翻译发展发生影响的外部世界，包括相关文化、政治、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这样的“外部世界”。

另一方面，我们又须强调:[西方]翻译史学的“内部”与“外部”研究，从根本上说，其实很难、也不可截然分开。两者既互为独立，又互为补充，相互增强。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在分别立足于“内部”和“外部”两个主体结构外，也可从[西方]翻译史学发展的外部视角，来分析它的内在特质，如从社会、文化、政治等视角来分析特定翻译实践和理论的史实是如何发生的;同样，也可从[西方]翻译史学发展的内部视角，来审视它的外部世界，如通过对翻译实践家和理论家、翻译思想、翻译原则与标准、翻译策略与方法、翻译史论、翻译史观等翻译史学本体特质的分析，来了解它们如何影响相关文化、政治、思想乃至社会体制等方面的发展。举西方古代翻译为例:古罗马时期，翻译实践的规模以及翻译方法的采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和政治等因素的制约。早期，罗马势力虽然在快速崛起，但希腊文化仍优胜一筹，因此希腊作品被罗马译者奉为至宝，这样就出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亦步亦趋、紧随原文风格的流行做法。比如恩尼乌斯所译欧里庇斯的悲剧，普劳图斯和泰伦斯所译的希腊喜剧，都突出地反映了这种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罗马人逐渐意识到自己是胜利者，在军事上征服了希腊，于是开始以胜利者自居，而一反常态地不再把希腊作品视为至高无上的东西，而把它们当作一种可任由他们“宰割”的“文学战利品”。他们对原作随意删改，丝毫不顾及原作的完整性。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乃是要通过翻译来表现出罗马“知识方面的成就”。翻译的主要目的不是“译释”(interpretatio)，也不是“模仿”(imitatio)，而是与原文“竞争”(aemulatio)。就是说，这时的罗马翻译，既不应以希腊原文为中心，替希腊作者“说话”，从内容上去美化原作;也不应对希腊作品依样画葫芦，逐字照搬，使译作在文字表述上不堪卒读;而应当是一种创作，不仅要让罗马人的拉丁文翻译文本与希腊原作相媲美，而且如有可能，还要在表达的艺术性方面超越希腊原作，这样就能使罗马译者凌驾于希腊原作者之上了。(谭载喜，2004/2018:18-19)从这个西方翻译史学研究的例子可以看出:如果我们着眼于研究罗马时期产生了哪些翻译文本、翻译中遵循了怎样的翻译原则、采用了怎样的翻译策略和方法，那么我们所运用的就是翻译史学的内部研究法;如果我们把关注点落在了与翻译史事并行的罗马与希腊政治、文化等力量或“权力”的对比和较量上，那我们就是在运用翻译史学的外部研究法。

此种超越语言和翻译本体，涉及翻译内部与外部研究法的双向关联，在译学发展的当下也同样不乏其例。例如，芒迪所著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译学导论:理论与应用》)一书中，第11章“New directions from the new media”(“新媒体引发的新方向”)聚焦音像翻译、翻译的本地化与全球化、合作翻译、基于语料的翻译研究等多个当下十分热门的话题，此类话题既涉及翻译和翻译研究如何得益于人类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发展的本地化与全球化，以及现代科技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涉及翻译和翻译研究如何助力社会、文化、经济本地化与全球化，以及如何助力语料库建设、人工智能、机器翻译、人机互动乃至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在世界范围的应用和发展。这些都毫无疑问地说明，我们通过对此类问题讨论而获得的有关翻译史学研究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不会仅仅来自对翻译本体结构的内部讨论，而同样也来自与之相关的外部探讨。这个强调翻译史学研究方法中需要让“内部”“外部”研究相互衬托和交融的立场，符合[西方]翻译史学发展的基本特质，需要很好地落实和坚持。

毋庸置疑，前面提到的一般史学领域的各种研究方法，对于包括西方翻译史学在内的翻译史学研究，大体上都是适用的。但从描写翻译学的角度来看，在迄今为止的西方翻译史学研究领域里，暂未见到所有研究方法被同时使用。较为常见或在我们看来较能有效切合翻译史学(包括西方翻译史学)研究需要的，主要是“考据法”“比较法”以及“内部”和“外部”研究法。所有这些“适用”或“实际运用”的方法，又都同时具有“微观”与“宏观”“具体”与“抽象”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可以说，在[西方]翻译史学研究中，虽然我们的确“无法避免百科全书式的写作惯性和资料简单罗列的研究惯性”(屈文生，2018:833)，很多研究也的确“基本停留在资料陈列的层次上”(王宏志，2013:32)，但也无须且无充足理由来反对这么做。我们一般都会认同这样的观点，即“史无定法”(李红岩，2017:5)，翻译史学研究并无绝对意义上的最佳方法和途径，我们也就不宜笼统地、不分语境地排斥任何一种研究方法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当目标读者所寻求的是具体的翻译史实，以便读者自己能直接感悟或对它进行一般解读，那他们为何会不喜欢“百科全书式的”、以简单“内部”研究方式“陈列”出来的“资料”呢?同样，如果目标读者希望从某种宏大叙事或哲性思考层面来认识历史、解读历史，或了解他人是如何认识和解读相关历史的，那他们就自然希望能读到非“简单罗列”、侧重运用“外部”和“内外”结合研究方法而产生的作品。因此，在特定语境下，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可以是符合特定目的或特定需要的“最佳”“最有效”方法———这就是我们在方法论上所提倡的[西方]翻译史学研究中的辩证思维模式。

我们的西方翻译史学研究工作所倚重的“史学考据”，具体涉及三方面内容:一是有关西方翻译史料的“搜集与累积”;二是对这些史料的“考订与甄别”;三是对相关史料的“选用与分析”。其中，史料“搜集与累积”大致相当于皮姆的“翻译考古”;对史料的“考订与甄别”大致相当于皮姆的“历史批评”;而对相关史料的“选用与分析”则大致相当于皮姆的“历史解释”。(Pym,1998/2007:5-6)另外，这三个方面中的每一方面，又都各自涉及处理两个层级的史料，包括直接或一手史料，以及间接或二手、三手乃至更多手史料。关于西方翻译的所谓“直接”或“一手”史料，顾名思义，是指关涉西方翻译历史进程中出现过的“人”和“事”的原始资料，也就是指西方翻译历史上对于译者、翻译理论者(即“人”)和他们各自的实务和理论产品，以及各类翻译事件(即“事”)的第一手记载。例如，有关以拉丁文翻译荷马史诗并因此开创罗马文学先河的安德罗尼柯(Andronicus，约前284-前204)和对西方翻译理论传统有始创之功的西塞罗(Marcus Cicero，前106-前43)其“人”(译者、译论者)、其“事”(相关翻译作品、翻译事件和翻译理论思想等)的原始记实等。关于西方翻译的所谓“间接”或“二、三手或更多手”史料，即指来自非直接源头(如译者、论者的最原始作品)，而是来自间接源头(如记叙、记载或转叙、转载译者、论者产品、译事活动的翻译史书、史料等)的文字记载。纵观西方翻译史学的研究现实，纯粹或主要建基于“直接”或“一手”史料的研究，虽然所涉资料最为可靠，由此而来的研究成果，其可信度也可能最高，但相关研究的效度和可行度却不一定最高。时空的变迁、资料的遗漏、后来诠释者视角的更换和研究条件的局限(如无法获得或完全获得一手史料)等等，这些都可能限制对于“直接”史料的依赖。事实上，各类历史书籍的撰写，往往都不是依赖纯粹的“直接史料”，而更多地依赖源自“直接史料”的“间接史料”，或是依赖对于“间接史料”和“直接史料”的同时运用。

[西方]翻译史学研究中的另一个基本研究方法，即“翻译史学比较法”。它与一般“史学比较研究法”一样，是一种通过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翻译历史现象或翻译史学研究现象的比较，来验证认识翻译实务与翻译理论史学的方法。具体做法包括对西方翻译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翻译实务和理论进行横向(共时)和纵向(历时)比较，通过比较来阐释西方各时期翻译实务与理论或思想之间的异同与传承，从而更好地认知西方翻译进程和西方翻译史学传统的基本面貌和发展特质。

以上是对我们认为有用的几种方法的讨论。必须强调，[西方]翻译史学研究中最重要、最有效的方法，应该是以辩证思维为基本出发点，以符合具体研究目的和需要为基本准绳而采用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即将各种基本方法(如考据法、比较法、内部法、外部法等)全部或部分地集于一体而使用的“综合法”。孤立地谈研究方法，我们确实可以说“史无定法”(史学研究如此，其他领域的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然而如果立足于特定史学目的、史学对象和史学需要，那我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又是明确的、可具体界定并行之有效的。我们在此阐释的“综合法”，即为生成于“史无定法”基础之上、施用于[西方翻译]史学研究实际项目之中的“史有定法”。这或许可视作我们对传统“史无定法”理念的一种新解。

不论古今中外，人们对于历史从来都是十分重视的。我们在一般领域对于一般历史的态度如此，翻译领域对于翻译历史，包括认知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对于西方翻译历史的态度，也自然同样如此。所谓“认知西方翻译历史”，就是要以西方翻译历史的本来面貌，去认识西方翻译发展的各个方面。当然，在认识和认知过程中，我们无可避免地会运用属于当今时代的译学和翻译史学知识，认知结果也不能不受到我们所处时代、所持译学和翻译史学观点的影响。但我们却不可对我们所研究的翻译历史对象怀揣成见，而是要运用对于翻译历史发展的历史辩证主义思想，来看待翻译和翻译研究的历史与现实，做到既不“执古以绳今”，也不“执今以律古”;既尊重历史，又尊重现实，以达致翻译研究中“读史明智，鉴往知来”的目的。

本文关于西方翻译史学课题的开展，即是为了以此来促进我国译学基础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学科建设的不断向前发展。可谓“以史为鉴”，只有立足历史(包括我们自己和他者的历史)，方能开创未来。概括起来，作为“此时和此地”的我们，似乎至少在三个方面，可从作为“彼时和彼地”的西方翻译史学研究中，获得对我们翻译和翻译史学研究发展有益的思想启发:一是自古绵延的史学意识;二是形式多样的研究模式;三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表达。

研究发现，西方翻译史学研究的发展，是一个由零散到集聚、由随性到系统的逐步发展过程。它代表着从宽泛意义上最早期的西方零星翻译史话，如《旧约·尼希米记》关于公元前约4世纪或前5世纪利未人翻译行为的描述(Nida,1964/2004:11)或希罗多德前5世纪关于跨语言文化交际的讨论(Robinson,1997/2006:1);到后来一般翻译著述中的集聚式西方翻译史话，如前2世纪《阿里斯狄亚书简》以及前1世纪早期犹太宗教人物斐洛关于《圣经·七十子希腊文本》译事活动的神秘译论;再到后来的系统式西方翻译史学话语，包括奈达的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翻译科学探索》)(Nida,1964/2004)、斯坦纳的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Steiner,1975/2001)、巴斯内特的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研究》)(Bassnett,1980/2004)、纽马克的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翻译问题探索》)(Newmark,1981/2001)等翻译著述中关于西方翻译理论史话的专门章节，以及凯利的The True Interpreter: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West(《真正的译释者:西方翻译理论与实践史》)(Kelly,1979)、里纳的Interpretatio: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from Cicero to Tytler(《译释:从西塞罗到泰特勒的语言与翻译》)(Rener,1989)、巴恩斯通的The Poetics of Translation:History,Theory,Practice(《翻译诗学:历史·理论·实践》)(Barnstone,1993)、韦努蒂的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译者的隐身:翻译的历史》)(Venuti,1995/2004)和克艾尔杜夫的Roman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罗马时期的翻译理论》)(Mc Elduff,2013)等一系列翻译史学作品对于西方翻译史学的专门研究。这些无疑反映出，自古至今西方翻译学者的翻译史学意识的累积和发展。虽然所有翻译传统(包括我们中华民族的翻译传统在内)都会经历翻译理论和翻译史学意识不断累积和发展的过程，但西方翻译史学进程中的相关特点仍有不少值得我们研究和参考的地方。此种对于翻译史学“他者”意识的不断累积和发展，无疑能反过来激励和促进我们自身翻译史学意识的巩固和升华。

其次，西方翻译史学的研究或书写模式是广泛的、多样的。就现有成果的编著方式而言，有资料汇编，如勒弗维尔的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book(《翻译·历史·文化:史料读本》)(Lefevere,1992/2004)和鲁宾逊的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西方翻译理论史:从希罗多德到尼采》)(Robinson,1997/2006);有论文集合，如舒尔特、比格内特的Theories of Translation: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翻译理论:从德莱顿到德里达论集》)(Schulte and Biguenet,1992)、切斯特曼的Readings in Translation Theory(《翻译理论读本》)(Chesterman,1989)和韦努蒂的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翻译研究读本》)(2000/2004);有史学专著，如上面所提凯利、里纳、巴恩斯通和克艾尔杜夫等人的作品。就成果的涵盖范围而言，有西方翻译通史、断代史、国别或地域史、[世俗]文学翻译史和圣经翻译史，如艾莫斯的Early Theories of Translation(《[英国]早期翻译理论》)(Amos,1920/1973)、贝尔曼的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Culture and Translation in Romantic Germany(《异界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化与翻译》)(Berman,1992)、沃斯的Practising Translation in Renaissance France:The Example ofétienne Dolet(《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实践:以多雷为例》)(Worth,1988)等作品。就史论方式，或就“史”与“论”之间的比重或相互关系而言，更是呈现出多彩纷呈、各行其道的特点。例如，在史料汇编中，有的采用年谱清单式，按翻译历史人物及其思想理论的年代顺序编排，内容直截了当，易读易懂，摩根在布劳尔编《论翻译》文集中发表的“A critical bibliography of works on translation:46 B.C.-1958”《西方译论分析性文献录》(Morgan,1959/1966:271-293)即为典型例子;有的作品，如鲁宾逊的史料汇编，采用的是按年代顺序编排资料，但在每位所列历史人物的相关文献之前，加插一篇介绍该人物生平及文献性质的文字，或长或短，以此作为导读，或作为编纂者对相关翻译历史人物和思想的评价和论述;还有的作品，如勒弗维尔编纂的作品，则不按编年史的方式，而是按文献内容的性质，采用反映编纂者本人当代译学立场的思想概念，来编排相关历史文献，如“翻译中的意识形态”“翻译赞助”“翻译的诗学”“翻译与话语体系”等。而在著述性西方翻译史学作品中，有的以“史”为主，“论”为辅，如吉勒斯皮、霍普金斯(Stuart Gillespie and David Hopkins)于2005年率先编辑出版第3卷、后由其他学者编辑其他三卷的四卷本The Oxford Histor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English Volume(《牛津英语文学翻译史》)，以及由埃利斯(Roger Ellis)等不同学者自1989年开始陆续编辑出版的开放系列研究文集The Medieval Translator(《中世纪译者》)等;有的属于或多或少“史”“论”兼蓄的作品，如凯利、里纳、贝尔曼、克艾尔杜夫等人的作品;有的则明显属于“论”多于“史”的作品，如巴恩斯通和韦努蒂的作品。尤其是韦努蒂的《译者的隐身:翻译的历史》一书，与其说它是一部翻译史，毋宁说它实际上只是作者借翻译史学之名，来阐述和倡导他“陌生化翻译”或“异化翻译”伦理和主张的一部译学论著。

我们在此指出西方翻译史学研究或书写模式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并无特别的个人偏好，在宏观层面我们也不对相关模式作孰是孰非的价值评判。在我们自己的翻译史学研究中，采用或不采用某个特定模式，需要取决于我们具体研究工作的目的或读者对象。即使是在西方翻译史学领域较受青睐的“史”“论”兼蓄模式，其学术成果也并非清一色的“史”“论”兼蓄，或“论”多于“史”。与之不同甚至相反的“史”多于“论”、抑或“史”多于“评”的情况也很多，影响巨大的此类作品也不在少数———勒弗维尔的翻译史学汇编即属此列1。

最后是翻译和翻译史学研究中关于与时俱进的思想表达问题。翻译史学研究需要超越历史、关联当下、指向未来。自古至今的西方翻译研究，都始终围绕涉及翻译内部结构的“翻译本质”“翻译原则”“翻译方法”“译者角色”，以及涉及其超越语言及本体的外部(社会、文化等方面发展)关联等诸多思想和概念来展开，并与时俱进地提出形色色、多种多样关于它们的思想和理论，从而构成串联整个西方翻译理论体系的多条清晰可见、不同性质的发展路线，包括“文艺学”“语言学”“诠释学”“交际学”“文化学”“目的论”“博弈论”等理论发展路线。这种与时俱进路线的建立和发展，既反映了西方翻译和翻译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对于我们的翻译和翻译史学研究也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董秋斯1951年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一文中谈到我国翻译研究的任务时说:“经过一定时期的努力……我们要完成两件具体的工作，写成这样两部大书:一、中国翻译史;二、中国翻译学。这两部大书的出现，表明我们的翻译工作已经由感性认识的阶段，达到了理性认识的阶段，实践了‘翻译是一种科学’这一个命题”(董秋斯，1984:543)。显然，我们在这里不可把董秋斯的意思简单地理解为只要完成了一二部翻译历史和理论著作，翻译学即已大功告成，而是要从他的这段言论来体会出一个更深层的道理，即在任何学科领域，包括翻译研究领域，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历史的总结和对理论的研究。而且，拓展来说，这个“[翻译的]历史”不应只局限于我们自己的翻译历史，而且也应包括世界范围的翻译历史，当中无疑也包括西方翻译的历史。这就需要我们既从中国翻译史学，同时也从西方(以至整个世界)翻译史学的视角，来审视翻译和翻译研究的发展。因此，在出版诸如马祖毅(2006)和邹振环(2017)所写关于中国翻译史以及中国翻译史学史之类作品的同时，我们也展开了平行的关于外部世界(如西方)翻译史学的研究工作。撰写出一部或数部相关翻译史或翻译史学研究的书籍，并不代表翻译学科的发展已到达终点，但如果我们把包括西方翻译史学研究在内的翻译史学成果的出品，视作翻译学基础理论日臻成熟、学科建设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标志，相信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